飘天文学

第104章（第1页）

至此，“大海商风波”已经远远超出了张元隆案本身，其案情越发复杂，扑朔迷离，江南各地对此早已议论纷纷。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，康熙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。在盗匪案、科场案、《南山集》案和督抚互参案暂告一段落之后，康熙腾出手来全力关注张元隆案的进展情况，处置“大海商风波”及其带来的各种社会后果。然而，他的关注是不动声色的，处置也是出奇料理的。

康熙在张伯行奏报牟钦元包庇私通海洋之人的折子上朱批曰：“已后倘有紧要事，交与李煦速来。”[26]这句朱批耐人寻味。康熙对“大海商风波”持什么态度呢？他是不是赞同张伯行对张元隆案的处置呢？单从这句朱批的字面来看，康熙对张伯行的做法似乎还很支持，并表示出想方设法替他保密并暗中保护他的高姿态。除此朱批之外，在其它关于张元隆案的现存朱批奏折中，我们难觅康熙对“大海商风波”表态的只言片语。然而，在《康熙起居注》里我们发现，康熙对案情的发展和涉案人员谈了自己的看法。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，“上顾大学士等曰：‘布政司（使）牟钦元居官甚好。巡抚张伯行以牟钦元交通海贼题参一事，曾遣张鹏翮往审，继张鹏翮折奏时批旨，往黄天荡探察，皆妄耳。张伯行操守虽清，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。’”[27]十二月二十二日，“上谓（浙江巡抚）徐元梦曰：‘……张伯行操守虽好，而办事多糊涂执拗之处。’”[28]十二月二十四日，“上又曰：‘布政使牟钦元居官如何？’李光地奏曰：‘牟钦元有办事之才，操守不及张伯行。’”[29]“上又谓起居注官揆叙曰：‘大学士李光地居处海滨，奏无海贼。所参牟钦元一案，张鹏翮著以为实，朕只问其海贼何在？拿与朕看。’揆叙奏曰：‘今沿海地方太平，海上何曾有贼？皇上令其拿海贼，将何处去拿？此皆以索幕宾不与，遂致成隙耳。’”[30]显然，康熙并不认同张伯行的所作所为，反而对牟钦元称赞有加。由此不难推断，康熙很可能对张伯行处置张元隆一案的做法并不满意。因此，在张鹏翮调查和审问张伯行期间，康熙未加太多干涉。最终，张伯行在严审之下被迫“自认诬参”[31]。康熙五十四年五月，张鹏翮等请旨将张伯行革职审问，康熙从之。七月，张鹏翮等奏曰：“顾协一、张令涛已就控，争屋产事定谳，牟钦元应复职。伯行前因在上海坐漏船，怀恨船埠，诬陷良民，诳奏海贼甚多，挟诈欺公，妄生异议，应斩（监候）。”[32]九月，刑部覆“应如所请”。而康熙则命“张鹏翮回京将张伯行带来”[33]。十月，牟钦元照例复职。十一月，康熙将张伯行从宽免死，命南书房行走。自此，在江南沸沸扬扬五年之久的“大海商风波”尘埃落定。

三

“大海商风波”在18世纪百年历史中仅仅是沧海一粟，何以从中透视康乾盛世的历史宿命呢？我们必须首先从残缺不全的史料中分析康熙的心态。

在赫寿、张鹏翮连珠炮似的折奏面前，康熙基本上摸清了案情，并形成了自己的主见。他认为张伯行摧残张元隆及其船队的做法显然有违常理，牟钦元并无罪过，张元隆、张令涛也没有私通海贼，充其量仅仅是贿赂公行，私贩稻米出海，做点远洋生意而已。然而，康熙心里很矛盾。他深知张伯行为人耿直清廉，在汉族士大夫群体中声望很高。在江南“众人竖起黄旗，逼勒罢市，赴大人（张鹏翮）公馆，具呈保留巡抚”[34]。南山集案刚刚发生，江南地区的满汉关系因之有所紧张，如果对张伯行处置失当，必然会对满汉关系的稳定和清廷对江南士大夫的控制造成不良影响。另外他可能也意识到，张伯行扼杀张元隆船队意在维护清朝的国家稳定。稻米乃国家战略物资，岂能轻易偷运？康熙早已注意到江南越发严峻的物价形势：“江浙素称丰富，朕前巡幸南方时，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。近闻江浙米价，每石竟至一两二三钱，如此民何以堪？”[35]江南米价不断上扬，即便丰年也无回落迹象，供不应求的市场局面已经形成。在此状况下居然有人敢做大宗稻米出口的生意，把国内本已紧缺的物资运到国外去赚钱。在思想比较浓厚的康熙眼中，这自然是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恶劣行为。康熙估计江浙米贵可能与“江南之米，被下海船只带回者甚多……亦有关系”[36]。

因此，他在张伯行奏请严禁出口稻米的折子上朱批曰：“此折论船极当。”[37]并把张伯行的建议采纳到《大清律例》的例文之中：“至渔船出洋，不许装载米、酒，进口亦不许装载货物，违者严加治罪。”[38]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康熙不能按部议处决张伯行。但是张伯行在江苏为政多年，因督抚互参案和张元隆案得罪了多名省内大员，政声不佳，“其余之人无对张伯行称善者”。张伯行在“大海商风波”中“过分防身”的表现，又让“人皆耻笑观望”。[39]张伯行在江苏已无立足之地。于是康熙做出了出奇料理——张伯行免死，但调离江苏这块是非之地，命南书房行走，署仓场侍郎，授户部侍郎兼管仓场及钱法堂事务，直接置于康熙的控驭之下。

康熙对张伯行的处置是成功的，但对“大海商风波”的处置却是失败的。这种失败也许是必然的。因为在清代皇帝的眼中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。相对于有着亿万人口的汉族，满族不是强势群体，他们生怕控制不住拥有强烈民族性格的汉人，于是尽量保持体制的传统性和连贯性，避免和制止任何突破传统的现象和行为。所以康熙并不鼓励远洋贸易。他曾经清醒地认识到：“海外如西洋等国，千百年后，中国恐受其累。”[40]因此他十分担心海商与海贼勾结，特别是串通反清组织和西洋各国，煽动是非，威胁清朝对江南和东南地区的统治。就稻米贩卖这个问题，康熙认为，“米粮贩往福建、广东内地尤可，若卖与外洋海贼，关系不小”[41]。他把稻米贩卖视作损己利人的行为，认为此行为可能严重威胁江南地区的经济安全和物价平稳，因而对之倍加愤恨。而江南是汉族士大夫的麇集之地。康熙必须维持那里的稳定，不允许有任何超越传统的变革迹象。这样，康熙放任张伯行摧毁了张元隆船队，制止了他们私贩稻米的行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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